黃錦樹：一個關於盡頭的故事

那個充塞着笑語的房間，文壇。我是偶然經過，看見哪兒明亮，被友善的手招呼進去吃頓飯的。

好像一切都還沒有開始

在海　或是銅板的反面。

衣櫃後的牆　牆上的洞　洞的深處

雨無休止的下着

回到了謹慎開始的那一個房間

邊界緩緩移動向無可臆度的黑暗

在另一個可能的過去

我的眼睛曾是黃昏最疲憊的商旅

──剪貼自夏宇，〈十四首十四行〉《腹語術》

2008年在高雄由哲研所主辦的一場「舞鶴作品研討會」上，我因為沒題目做，就提了篇百無聊賴的論文〈巫言廢語：關於兩部長篇小說的評注〉。把舞鶴的《亂迷》和朱天文的《巫言》這兩部新出版的長篇相提並論，都做了不是那麼正面的評估。我知道兩位作者對我的評論都不滿意，猶如我對那兩部小說不滿意。我和舞鶴沒交情，當然不必管它。但天文就另當別論了。那時我就暗自做了個決定：以後最好是別再批評這些同代人的著作了。換句話說，我的「文學批評事業」有走到盡頭的感覺。之前對《古都》的批評，天心也是不滿意的。但文學批評本來就是「危險的事業」。雖然朱家很有雅量，多年來也一直容忍我對她們著作的批評。
再上一次有這樣的感覺，是在2002年，我寫了兩篇論文批評胡蘭成。用詞尖刻，毫不留情，我知道胡迷們很不高興。剛寫完時自己心理也有幾分忐忑，擔心朱家姐妹會介意，曾私下問過駱以軍，他掛保證說：不會怎樣的，她們不會放在心上的。但胡蘭成是她們的恩師、近乎半神祇的存在啊。果然也沒事。照樣吃飯、喝咖啡，我也鬆了口氣。
猶記得那之前數年，我曾寫了篇論文批評張大春，據說當時他的哥兒們、一個姓中有剪刀、愛吃泡菜的傢伙還想依江湖規矩，到中部一探我的底呢。
這是因文學評論而衍生出的交誼。先是〈從大觀園到咖啡館〉，再後來是〈神姬之舞〉。前者在研討會上發表後，大概曾經寄了個副本給朱天心。後來她嘗試聯絡我，想把〈從大觀園到咖啡館〉收進麥田「當代小說家系列」作為附錄。寫了幾封信（及書）都沒聯絡上，因那些年我一直在搬家，知道後回頭去找也沒找着，可能被識者收藏了。那篇論文，當時是好友現在已不是朋友的一位朋友讀了說，「是對朱天心作品最強悍的保衛。」那時文壇已依藍綠分裂了。
之前我從來沒有和名作家接觸的經驗，此後為研究胡蘭成（從〈神姬之舞〉延伸出來的議題）而以電話聯絡上天心時，我應該已經搬到埔里了。而因〈神姬之舞〉，天文把我介紹給王德威教授，他迄今仍是學界對我最為禮遇的前輩。
第一次造訪朱家，為兒子辦理馬來西亞國籍而北上，唐諾兄特地從鼎泰豐買了好吃的，在朱家慶生。那時我還不認識駱以軍，因研究需要駱的非賣品詩集《棄的故事》，知道他們情同姐弟，即商請她們幫我邀駱一敘，向他要本《棄的故事》。大概就認識起來，其後數年陸陸續續有多次飯局，都相約在有美食的地方。駱吃素，但他是席上的開心果，總有新的糗事可以分享，總是笑嘻嘻的被唐諾虧。那樣放鬆而悠長的下午，彼此完全信任的天南地北無目的的閒聊，唐諾總有講不完的笑話。他的好記性，讓席間幾乎都是他的聲音。我總是像小動物那樣安安靜靜的吃，吃完睡眼惺忪的聽着滿室的話語和笑聲，偶爾插一兩句話。回想起來，真有隔世之感。
那時駱開着輛白色的、好似反覆報廢過的破車，整部車宛如被捏扁過又攤開來那樣的多皺褶，已殘破到違反我們對「車」的想像的地步。
有一陣子駱的經濟很不好，他們明的暗的幫了不少忙；就像兄姐照顧弟弟那樣，駱還常引述那之前天文給他的信中有「相濡以沫」四個字，我還真有點羡慕。那時想，倘是窮困的大學時代遇到她們，也許也會起依賴之心吧。但那時雛幼的我什麼都不是，除非能寫出點什麼否則你就什麼都不是。而我一直也有着局外人之感，她／他們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的小小世界之外的世界，但駱以軍一直是在那內部的，也許太貼近了。
那個充塞着笑語的房間，文壇。我是偶然經過，看見哪兒明亮，被友善的手招呼進去吃頓飯的。
飯局幾乎都是天心材俊埋單。為了怕別人搶付錢，她們都是偷偷先結了才吃飯；或吃到一半偷偷去付了，少數幾次由駱以軍搶得。我是一次都沒有，總是慢半拍，連咖啡都搶不到。因此越到後來越尷尬，那樣子白吃白喝真不像話。而我有正職，有穩定的收入。因此有時只好挑一些我認為有意思的大陸書給他們寄去，多少可以沖抵我的愧欠。

也許我畢竟是局外人，只能透過牆上的裂縫偷瞧，沒光處發生的事情，我就看不到了。

在六高開通前，甚至高鐵運作前的那個年代，只能坐公車。四小時左右的車程，高速公路從台中下交流道，穿過台中市，或沿着中彰再切向埔里。夜間的車，車內燈熄了沒法看書，也不總是能睡着，往往醒着睜着疲憊的雙眼，焦躁的等待旅程的盡頭。天荒地老的無窮無盡的路，抵達時心裏總會默唸一句：「旅程結束。」回到家疲憊得被蚊子叮都沒力氣打。
再後來，有些我不是那麼感興趣的朋友加入，我就更加的自我邊緣化了。兼之他們間漸有了齟齬，我就更自我疏離了。本來就不是喜熱鬧的人，席間每每多聽了不該聽的文壇江湖秘密，有時也不免會擔心哪天我的「秘密」也會被不認識的人分享。
漸漸的北上（無非是研討會、論文口試之類的工作）就避免太頻繁的相聚，總是開了會就走。有的台北朋友十多年我都沒找過一次呢。
經常相聚吃飯的那幾年，駱大量寫作，迭獲好評。也橫掃各種好書獎什麼的，但他習慣性的自我貶低，好像害怕他突然的明亮會引起可能的不安，刺傷別人的眼睛。那時唐諾已半開玩笑的稱駱是台灣文壇的「小說一哥」。但《遣悲懷》這部被王德威高度評價的小說，在某個層面上，或許還是越界了。加上其他有的沒有的誤會，突然間事情好像變了調，有個裂口逐漸張開。應了句老話：「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駱肥是濫好人並不是新聞，朋友的作品找他「寫幾句話」，一定是通篇讚美。甚至有時他給A君寫的看不出和給B、C、D、E、F君的有何不同（以致張萬康要自嘲是被花花公子騙了）；但天心也用「最高級」的讚詞封賜過張萬康啊；唐諾不是也說過《亂迷》「精彩得不得了」嗎？是數量之間的差異嗎？
在文學獎的場合，我親見駱對學生輩的普通作品也不乏誇張的褒揚，那是我做不來的。但有時我也會想，我的吝於獎掖是否也抑制了學生試探的勇氣？
我怎樣也弄不明白，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往覆寫了多封信，也仔仔細細的問過共同的朋友，好像也沒什麼失德叛國之類真正大不了的事。也許我畢竟是局外人，只能透過牆上的裂縫偷瞧，沒光處發生的事情，我就看不到了。我曾謔語：胡蘭成屁股上的那幾個腳印都是我踹的，她們理應更痛恨我才是啊。至於別人夫妻間的事，對我來說，更不該有什麼意見。
我最後一次嘗試調停是在2012年12月中旬，趁研討會之便，約大家吃飯（一樣由不得我付錢）。吃飯喝咖啡時一切都如往昔那般輕鬆美好，我也如釋重負的以為問題解決了。但回來後不久，就看到《印刻》一月號上那篇猛烈批評《西夏旅館》的〈叛國的六十二歲間諜卡瑟爾〉（收入《盡頭》）。我讀了無限感慨，對駱說，這回好像真的回不去了。他和朱家的友誼，也許真的走到盡頭了。
依雜誌的作業，作者多半在我們那場「為了告別的聚會」前半個月就交稿了，收入《盡頭》的版本並沒看到有怎樣的修改。《西夏旅館》當然不是不能批評（我自己就寫過兩篇），但總是聞到唐諾那文章裏頭有一股難以言喻的惡意。當年我私下也曾建議駱《西夏旅館》應該刪掉一半，沒必要學步董啟章搞冗長臃腫那一套。猶如最近我即認為《盡頭》如果能壓縮成現有篇幅的三分之一，或許會更有分量。但那話我決不敢對唐諾說，可見我也漸漸的世故了。
剛開始認識時，看得出她們在努力疏通我與老張之間因評論引起的「嫌隙」（對我來說那其實無關緊要，我本來就不認識他）。其經典之作是地震後我一家三口半年的小住龍潭，就在老張龍潭別墅隔壁無家具的空屋。那半年大概也是我跟台灣（外省）文壇最接近的時刻。老張的態度也和善，就和一般的朋友那樣。但此後也談不上有什麼交情，就只是認識而已。也沒有任何後續的往來，彼此也互不贈書、不通音訊。她們也努力溝通我和老初，但我反正也就這樣，一切跟着感覺走，不喜歡《印刻文學生活誌》。
我一直是台灣文壇的局外人，這一點我很清楚，也不奢求什麼。

我只能隱隱感覺到，她們背後有胡蘭成牌圓規的巨大影子。

2005年為了《土與火》的出版，編輯胡某建議我請朱天心寫篇序，剛開始她婉拒了。但編輯相當堅持，我只好又去信。為免「好事變壞事」，最後她勉強寫了。但〈作家的作家〉這拉美文壇封給波赫士的「最高級的」讚譽，卻讓我非常難為情，多年來頭上好似套着個挖了兩個洞的牛皮紙袋。序文也曝露了好些我自己還不想談的私事。那時出版社甚至建議我弄一個書封，找一群人手拉手掛名，神經大條的胡竟然不覺得那是在羞辱我──當然可以理解他怕書賣不動的心情──但大大破壞我此後出書的心情。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我想我們在小說觀念上的分歧應該是非常大的。這部分到目前為止我也還沒辦法完全釐清。我只能隱隱感覺到，她們背後有胡蘭成牌圓規的巨大影子（借橋本忍對劇本寫作的用語）。
又譬如《盡頭》裏可能每數頁就出現一次的波赫士，也不像是我們認識的那個（也許是「另一個」）；多次出現的那個卡夫卡好像被壓路機輾過的，很扁平，就像張大春《小說稗類》裏那被捆綁在鐵床上的、格局窄小的可憐傢伙。名字出現頻率最高的昆德拉，被唐諾當做眼睛和準繩。但昆德拉和納博科夫都是偏見很深的讀者，對作家作品常做出離譜、片面、誇張的論斷。昆德拉的卡夫卡論和奧威爾論都是顯例。他看扁奧威爾，渺視他的原創性，無視於奧威爾的寫作有英殖民地緬甸的嚴酷參照；他偏愛的卡夫卡是其文體的貧乏（非常形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他敘事底蘊的神祕深奧。後者從本雅明、德西達、德勒茲、阿甘本，都有極其深刻的發揮。而目空一切的納博科夫，是絕對的形式主義者，從《固執己見》就可見出他的底線。
小說該怎麼寫，也不是這些人說了算。
與朱家的文學因緣我一直不想談，就是不想讓人誤會我依附名人以求顯，就像我從不找名家為我的書寫推薦序。但如今我覺得自己老了（姑引我未寫的隨筆〈晚年〉中的一句話──估算晚年，應該從生命的盡頭倒數過來──這一點我同意《盡頭》裏的看法），有的事不妨攤開來一談。
唐諾曾戲拿我的文學評論和王德威比較，說老王是送花籃的，而我是送花圈的。這樣的區分其實意義不大，唐諾自己近年似乎也頗不吝於給盟友送花籃，給因故漸行漸遠的故友送上大大的花圈了。
【這篇寫於2013年11月的舊文，原題〈開始〉，它的最後一句原是：「我希望這回我送的是顆種子，水土如果合宜，可以發芽，重新開始。」其時給駱、房兩位朋友看，他們建議先不要發表，以免某些當時人覺得尷尬。朱天心《三十三年夢》出版後，這層顧慮自然消失了。當時攔下此文的友人之一且感慨：「早知道，就讓它發表，好驗證那顆種子是否會發芽。」一個回神，兩年過去了，埋藏的種子早已化成微小的塵埃。2015/11】（黃錦樹，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