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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貓走了。我跟淡水最後一絲的連結，也隨之斷裂。

2011年底搬離淡水，從淡水攜來的精神，已隨阿貓遠去。

今天曾經想一樣帶阿貓回北新莊的寵物安樂園火化，畢竟她的全部貓家人都在那邊走完貓生最後一途。後來還是帶到林口。

再見了阿貓與貓咪們的淡水。

1996年養了第一隻貓，2020年，最後一隻貓遠行。

阿貓掰掰。

2001-2020.2.24

陪了我家20年，是嗨嗨的好朋友。

嗨嗨今晚很難過。祝阿貓一路平安，開心地去天上當星星。去找阿熊吧。

貓大神請一路看顧著阿貓，雖然她很聰明，會自己照顧自己，但請貓大神指引她到貓家人的地方，讓Coco、Miumiu、咖哩、阿熊一起圍著她，就像以前一樣，在那個窗外有田、看得到觀音山，有夕陽灑進窗的房間裡。

那個充塞着笑語的房間，文壇。我是偶然經過，看見哪兒明亮，被友善的手招呼進去吃頓飯的。

好像一切都還沒有開始

在海　或是銅板的反面。

衣櫃後的牆　牆上的洞　洞的深處

雨無休止的下着

回到了謹慎開始的那一個房間

邊界緩緩移動向無可臆度的黑暗

在另一個可能的過去

我的眼睛曾是黃昏最疲憊的商旅

──剪貼自夏宇，〈十四首十四行〉《腹語術》

2008年在高雄由哲研所主辦的一場「舞鶴作品研討會」上，我因為沒題目做，就提了篇百無聊賴的論文〈巫言廢語：關於兩部長篇小說的評注〉。把舞鶴的《亂迷》和朱天文的《巫言》這兩部新出版的長篇相提並論，都做了不是那麼正面的評估。我知道兩位作者對我的評論都不滿意，猶如我對那兩部小說不滿意。我和舞鶴沒交情，當然不必管它。但天文就另當別論了。那時我就暗自做了個決定：以後最好是別再批評這些同代人的著作了。換句話說，我的「文學批評事業」有走到盡頭的感覺。之前對《古都》的批評，天心也是不滿意的。但文學批評本來就是「危險的事業」。雖然朱家很有雅量，多年來也一直容忍我對她們著作的批評。
再上一次有這樣的感覺，是在2002年，我寫了兩篇論文批評胡蘭成。用詞尖刻，毫不留情，我知道胡迷們很不高興。剛寫完時自己心理也有幾分忐忑，擔心朱家姐妹會介意，曾私下問過駱以軍，他掛保證說：不會怎樣的，她們不會放在心上的。但胡蘭成是她們的恩師、近乎半神祇的存在啊。果然也沒事。照樣吃飯、喝咖啡，我也鬆了口氣。
猶記得那之前數年，我曾寫了篇論文批評張大春，據說當時他的哥兒們、一個姓中有剪刀、愛吃泡菜的傢伙還想依江湖規矩，到中部一探我的底呢。
這是因文學評論而衍生出的交誼。先是〈從大觀園到咖啡館〉，再後來是〈神姬之舞〉。前者在研討會上發表後，大概曾經寄了個副本給朱天心。後來她嘗試聯絡我，想把〈從大觀園到咖啡館〉收進麥田「當代小說家系列」作為附錄。寫了幾封信（及書）都沒聯絡上，因那些年我一直在搬家，知道後回頭去找也沒找着，可能被識者收藏了。那篇論文，當時是好友現在已不是朋友的一位朋友讀了說，「是對朱天心作品最強悍的保衛。」那時文壇已依藍綠分裂了。
之前我從來沒有和名作家接觸的經驗，此後為研究胡蘭成（從〈神姬之舞〉延伸出來的議題）而以電話聯絡上天心時，我應該已經搬到埔里了。而因〈神姬之舞〉，天文把我介紹給王德威教授，他迄今仍是學界對我最為禮遇的前輩。
第一次造訪朱家，為兒子辦理馬來西亞國籍而北上，唐諾兄特地從鼎泰豐買了好吃的，在朱家慶生。那時我還不認識駱以軍，因研究需要駱的非賣品詩集《棄的故事》，知道他們情同姐弟，即商請她們幫我邀駱一敘，向他要本《棄的故事》。大概就認識起來，其後數年陸陸續續有多次飯局，都相約在有美食的地方。駱吃素，但他是席上的開心果，總有新的糗事可以分享，總是笑嘻嘻的被唐諾虧。那樣放鬆而悠長的下午，彼此完全信任的天南地北無目的的閒聊，唐諾總有講不完的笑話。他的好記性，讓席間幾乎都是他的聲音。我總是像小動物那樣安安靜靜的吃，吃完睡眼惺忪的聽着滿室的話語和笑聲，偶爾插一兩句話。回想起來，真有隔世之感。
那時駱開着輛白色的、好似反覆報廢過的破車，整部車宛如被捏扁過又攤開來那樣的多皺褶，已殘破到違反我們對「車」的想像的地步。
有一陣子駱的經濟很不好，他們明的暗的幫了不少忙；就像兄姐照顧弟弟那樣，駱還常引述那之前天文給他的信中有「相濡以沫」四個字，我還真有點羡慕。那時想，倘是窮困的大學時代遇到她們，也許也會起依賴之心吧。但那時雛幼的我什麼都不是，除非能寫出點什麼否則你就什麼都不是。而我一直也有着局外人之感，她／他們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的小小世界之外的世界，但駱以軍一直是在那內部的，也許太貼近了。
那個充塞着笑語的房間，文壇。我是偶然經過，看見哪兒明亮，被友善的手招呼進去吃頓飯的。
飯局幾乎都是天心材俊埋單。為了怕別人搶付錢，她們都是偷偷先結了才吃飯；或吃到一半偷偷去付了，少數幾次由駱以軍搶得。我是一次都沒有，總是慢半拍，連咖啡都搶不到。因此越到後來越尷尬，那樣子白吃白喝真不像話。而我有正職，有穩定的收入。因此有時只好挑一些我認為有意思的大陸書給他們寄去，多少可以沖抵我的愧欠。

也許我畢竟是局外人，只能透過牆上的裂縫偷瞧，沒光處發生的事情，我就看不到了。

在六高開通前，甚至高鐵運作前的那個年代，只能坐公車。四小時左右的車程，高速公路從台中下交流道，穿過台中市，或沿着中彰再切向埔里。夜間的車，車內燈熄了沒法看書，也不總是能睡着，往往醒着睜着疲憊的雙眼，焦躁的等待旅程的盡頭。天荒地老的無窮無盡的路，抵達時心裏總會默唸一句：「旅程結束。」回到家疲憊得被蚊子叮都沒力氣打。
再後來，有些我不是那麼感興趣的朋友加入，我就更加的自我邊緣化了。兼之他們間漸有了齟齬，我就更自我疏離了。本來就不是喜熱鬧的人，席間每每多聽了不該聽的文壇江湖秘密，有時也不免會擔心哪天我的「秘密」也會被不認識的人分享。
漸漸的北上（無非是研討會、論文口試之類的工作）就避免太頻繁的相聚，總是開了會就走。有的台北朋友十多年我都沒找過一次呢。
經常相聚吃飯的那幾年，駱大量寫作，迭獲好評。也橫掃各種好書獎什麼的，但他習慣性的自我貶低，好像害怕他突然的明亮會引起可能的不安，刺傷別人的眼睛。那時唐諾已半開玩笑的稱駱是台灣文壇的「小說一哥」。但《遣悲懷》這部被王德威高度評價的小說，在某個層面上，或許還是越界了。加上其他有的沒有的誤會，突然間事情好像變了調，有個裂口逐漸張開。應了句老話：「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駱肥是濫好人並不是新聞，朋友的作品找他「寫幾句話」，一定是通篇讚美。甚至有時他給A君寫的看不出和給B、C、D、E、F君的有何不同（以致張萬康要自嘲是被花花公子騙了）；但天心也用「最高級」的讚詞封賜過張萬康啊；唐諾不是也說過《亂迷》「精彩得不得了」嗎？是數量之間的差異嗎？
在文學獎的場合，我親見駱對學生輩的普通作品也不乏誇張的褒揚，那是我做不來的。但有時我也會想，我的吝於獎掖是否也抑制了學生試探的勇氣？
我怎樣也弄不明白，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往覆寫了多封信，也仔仔細細的問過共同的朋友，好像也沒什麼失德叛國之類真正大不了的事。也許我畢竟是局外人，只能透過牆上的裂縫偷瞧，沒光處發生的事情，我就看不到了。我曾謔語：胡蘭成屁股上的那幾個腳印都是我踹的，她們理應更痛恨我才是啊。至於別人夫妻間的事，對我來說，更不該有什麼意見。
我最後一次嘗試調停是在2012年12月中旬，趁研討會之便，約大家吃飯（一樣由不得我付錢）。吃飯喝咖啡時一切都如往昔那般輕鬆美好，我也如釋重負的以為問題解決了。但回來後不久，就看到《印刻》一月號上那篇猛烈批評《西夏旅館》的〈叛國的六十二歲間諜卡瑟爾〉（收入《盡頭》）。我讀了無限感慨，對駱說，這回好像真的回不去了。他和朱家的友誼，也許真的走到盡頭了。
依雜誌的作業，作者多半在我們那場「為了告別的聚會」前半個月就交稿了，收入《盡頭》的版本並沒看到有怎樣的修改。《西夏旅館》當然不是不能批評（我自己就寫過兩篇），但總是聞到唐諾那文章裏頭有一股難以言喻的惡意。當年我私下也曾建議駱《西夏旅館》應該刪掉一半，沒必要學步董啟章搞冗長臃腫那一套。猶如最近我即認為《盡頭》如果能壓縮成現有篇幅的三分之一，或許會更有分量。但那話我決不敢對唐諾說，可見我也漸漸的世故了。
剛開始認識時，看得出她們在努力疏通我與老張之間因評論引起的「嫌隙」（對我來說那其實無關緊要，我本來就不認識他）。其經典之作是地震後我一家三口半年的小住龍潭，就在老張龍潭別墅隔壁無家具的空屋。那半年大概也是我跟台灣（外省）文壇最接近的時刻。老張的態度也和善，就和一般的朋友那樣。但此後也談不上有什麼交情，就只是認識而已。也沒有任何後續的往來，彼此也互不贈書、不通音訊。她們也努力溝通我和老初，但我反正也就這樣，一切跟着感覺走，不喜歡《印刻文學生活誌》。
我一直是台灣文壇的局外人，這一點我很清楚，也不奢求什麼。

我只能隱隱感覺到，她們背後有胡蘭成牌圓規的巨大影子。

2005年為了《土與火》的出版，編輯胡某建議我請朱天心寫篇序，剛開始她婉拒了。但編輯相當堅持，我只好又去信。為免「好事變壞事」，最後她勉強寫了。但〈作家的作家〉這拉美文壇封給波赫士的「最高級的」讚譽，卻讓我非常難為情，多年來頭上好似套着個挖了兩個洞的牛皮紙袋。序文也曝露了好些我自己還不想談的私事。那時出版社甚至建議我弄一個書封，找一群人手拉手掛名，神經大條的胡竟然不覺得那是在羞辱我──當然可以理解他怕書賣不動的心情──但大大破壞我此後出書的心情。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我想我們在小說觀念上的分歧應該是非常大的。這部分到目前為止我也還沒辦法完全釐清。我只能隱隱感覺到，她們背後有胡蘭成牌圓規的巨大影子（借橋本忍對劇本寫作的用語）。
又譬如《盡頭》裏可能每數頁就出現一次的波赫士，也不像是我們認識的那個（也許是「另一個」）；多次出現的那個卡夫卡好像被壓路機輾過的，很扁平，就像張大春《小說稗類》裏那被捆綁在鐵床上的、格局窄小的可憐傢伙。名字出現頻率最高的昆德拉，被唐諾當做眼睛和準繩。但昆德拉和納博科夫都是偏見很深的讀者，對作家作品常做出離譜、片面、誇張的論斷。昆德拉的卡夫卡論和奧威爾論都是顯例。他看扁奧威爾，渺視他的原創性，無視於奧威爾的寫作有英殖民地緬甸的嚴酷參照；他偏愛的卡夫卡是其文體的貧乏（非常形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他敘事底蘊的神祕深奧。後者從本雅明、德西達、德勒茲、阿甘本，都有極其深刻的發揮。而目空一切的納博科夫，是絕對的形式主義者，從《固執己見》就可見出他的底線。
小說該怎麼寫，也不是這些人說了算。
與朱家的文學因緣我一直不想談，就是不想讓人誤會我依附名人以求顯，就像我從不找名家為我的書寫推薦序。但如今我覺得自己老了（姑引我未寫的隨筆〈晚年〉中的一句話──估算晚年，應該從生命的盡頭倒數過來──這一點我同意《盡頭》裏的看法），有的事不妨攤開來一談。
唐諾曾戲拿我的文學評論和王德威比較，說老王是送花籃的，而我是送花圈的。這樣的區分其實意義不大，唐諾自己近年似乎也頗不吝於給盟友送花籃，給因故漸行漸遠的故友送上大大的花圈了。
【這篇寫於2013年11月的舊文，原題〈開始〉，它的最後一句原是：「我希望這回我送的是顆種子，水土如果合宜，可以發芽，重新開始。」其時給駱、房兩位朋友看，他們建議先不要發表，以免某些當時人覺得尷尬。朱天心《三十三年夢》出版後，這層顧慮自然消失了。當時攔下此文的友人之一且感慨：「早知道，就讓它發表，好驗證那顆種子是否會發芽。」一個回神，兩年過去了，埋藏的種子早已化成微小的塵埃。2015/11】（黃錦樹，2015）

朱天心寫來，卻扣楊德昌的話說：「你們選擇了侯孝賢，不選擇我。」然而楊德昌故去，這話根本死無對證。就算楊德昌說過此言，但，是在何種情境脈絡，事隔「三十三年」，朱天心摘取來用，只是想用她的記憶強化：功不在侯孝賢，而是朱家。侯孝賢的光環歸於朱家。

侯孝賢獲頒最佳導演獎，應說是金馬獎添了榮耀，昨晚是侯孝賢首次攜妻子曹寶鳳出席這晚會，可說他還給妻子一個公道。
過去侯孝賢在國內外的電影頒獎場合，身旁都只見掛名編劇的朱天文，（唯《紅汽球》於國外頒獎時，曹寶鳳是製片而出席）朱天心爭議頗鉅的新作《三十三年夢》，屢屢提到「侯子」（侯孝賢），顯示侯與朱家的親暱關係，語氣侯子是朱家的人，已經忘了侯孝賢的家裡是有妻子的。
而侯孝賢一生奉獻電影藝術，朱天心寫來，卻扣楊德昌的話說：「你們選擇了侯孝賢，不選擇我。」然而楊德昌故去，這話根本死無對證。就算楊德昌說過此言，但，是在何種情境脈絡，事隔「三十三年」，朱天心摘取來用，只是想用她的記憶強化：功不在侯孝賢，而是朱家。侯孝賢的光環歸於朱家。
朱天心鄙人甚深，寫出：「礦工之子與天文同掛編劇（《悲情城市》），實則工作狀態是天文與侯子日日談劇本一整年，最後一星期交給礦子填上生動口語之閩南語，侯子疼愛礦子，且一直以為礦子真像他自己愛說的那樣窮窘，便將劇本費四六分(女生不需養家故少些)，兩人合掛名。‧‧‧」她所不屑道名的吳念真事實上參與編劇前已在中影多年，並且與侯孝賢是台灣電影新浪潮健將，朱天心鄙夷吳念真的筆法，卻無疑陷侯孝賢於不義。
朱家是台灣的文學幫派，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試舉一例，《聶隱娘》最初的編劇大綱是一位散文出色的作家撰寫，但因為與朱家意識型態相左，已被畫出圈外。當時的工作情形是，侯孝賢為《聶隱娘》一片做了一年多功課，為此研讀《資治通鑑》，發展出劇情雛形，之後於兩天內與這位年輕作家密集討論，委請作家將構想組織成形，執筆寫成約一萬字的劇本大綱，去申請電影輔導金。姑不論開拍劇本是否採此版本，但作家勞心勞力付出心血是事實，可是《聶隱娘》上映的感謝名單，連司機、送便當者都打上名字，卻獨獨沒有執筆作家姓名。該作家低調厚道，未曾公開道及此事，但沒人還她公道。此事侯孝賢本人有責任，而這是誤會一場，或是有人主導，意含羞辱？
《聶隱娘》一片應是侯孝賢此生的高峰了。耐人尋味的是，電影面世的宣傳焦點卻放在首次參與編劇的朱天心女兒謝海盟，此前不曾有過任何作品的謝海盟，架子比誰都大，在中國媒體訪問標題與內容中，謝海盟夸夸大談拍片過程「怒飆」侯孝賢。外人看，整部《聶隱娘》似乎是要扶佐朱家的文學血脈少主。
昨晚侯孝賢攜妻子曹寶鳳走紅毯，共度光芒四射的一夜，是意味深長的。侯孝賢的藝術生命還很長，走出朱家陰影，天高地闊，台灣四處有滋潤藝術家靈魂的活水。（楊索，2015）

深知林佛兒不願觸及他父親的總總過往，這次南下台南西港鹿寮，拜訪林佛兒的鄉居生活，希望能藉此機會當面探詢，關於他父親更多不為外人所知的故事。

2017/0405
林佛兒（1941-2017）
中午人在外頭，接到《文訊》封姐來電，問我聽說林佛兒怎麼了？我因與林佛兒老師已有一兩年沒連繫，我還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傍晚回到家，開電腦上網，才得知林老師前幾天因中風併發肺炎辭世。
季季老師發來訊息告知噩耗，也寫道：他是你寫作的恩人啊。
的確，林佛兒 Fo Er Lin與 李若鶯 （Lili Lee）老師，邀我這完全沒寫作經驗的人，在《鹽份地帶文學》雙月刊，開「作家書房」專欄，是讓我有機會試著提筆寫作的開端。
在此向他們兩位老師，致上最誠摯的感恩與謝意。
〈不堪回首〉
得知林佛兒的父親林清文為台灣第一位寫出《廖添丁》新劇的劇作家，是有回與電影、紀錄片導演林靖傑聊天時所聽聞。以為青壯年紀的林靖傑，應該是林佛兒的晚輩，這一聊起我才知曉他們其實是堂兄弟，而林佛兒口中一生感念的阿叔，即是林靖傑的父親。
深知林佛兒不願觸及他父親的總總過往，這次南下台南西港鹿寮，拜訪林佛兒的鄉居生活，希望能藉此機會當面探詢，關於他父親更多不為外人所知的故事。
坐在林佛兒書桌對面，本來要談的話題是關於書房，我將錄音筆按下，錄音鍵紅燈亮起：「聽說您父親是《廖添丁》劇作的原創者，能先談談您對您父親的印象嗎？」，他說：「現在？你要我現在說？」，談起他父親讓林佛兒有些遲疑不安，他的眼神與說話語氣，好似沉睡了幾十年的記憶，瞬間被敲醒附著上身，再度回到童年的生活場景。他說：「我父親的確是把廖添丁寫活、寫成傳奇人物的原創劇作家，要談我父親實在一言難盡，該從何處說起？」，雖然林佛兒已過了七十歲的年紀，從他模糊的瞳孔表情看來，猶如掉落無底的時光隧道，那段童年坎坷歲月像爆開的泉源不斷湧上地面。
他說為人子女，是不應該批評父母的不是，但他卻認為自己的親生父母是天底下最沒責任感的父母。他與哥哥林規矩原是雙胞胎，剛出生後父母離異分居，母親挑了健康的哥哥（二歲夭折）搬回娘家，父親跟著戲班四處流浪，把體弱多病可能養不活的他丟給祖母帶養。祖母曾跟他說：「你老爸在你身上花的，算一算不會超過百塊錢」。林佛兒認為父親沒養他就算了，卻也沒扶養年邁的祖母，把他丟給祖母，讓已生育一整群孩子，在高雄台鹼當工人的阿叔，承擔扶養祖孫倆的責任，卻是他最不能原諒父親的原因。
從「島嶼文庫」系列文學作品問世，我始知有一名稱為林白的出版社，當時我總喜好翻看書末的版權頁，林白出版社登記的發行人為林佛兒，他除了是出版人、詩人、散文家還是小說家。我總想著「林佛兒」這名字是真名還是筆名，會把「佛」字取為名字是少見的。那年我在台南認識他時，即刻表示我對他這名字的疑問，他說「佛兒」為本名，是父親唯一留給他的無形資產，剩下的就是遺傳寫作的基因。
日據時期父親為他取名為「不二」唸音同日語「富士」。台灣光復後改名，為了讓祖母好記好唸，父親遂將「不二」的諧音轉換為「佛兒」。關於「不二」我聯想到他亦曾創辦過一間「不二出版社」，原來這出版社名稱如此由來。我問：「您父親曾教過您寫作嗎？」，他說：「我與父親相處的時間，這輩子算來不超過一年的時間，根本不可能教我寫作，寫作是我自小時從閱讀中摸索出來的一條道路」。
林清文生於五四運動那年，台南縣佳里興人，十七歲嚮往戲劇生活，北上參加「第一映畫株式會社」演員招考。二十歲，隨「台灣農業義勇團」前往中國，在上海江灣當軍伕時期，他開始接觸《新青年》等中文刊物。1940年從上海回台後，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陸續以史光、森揚人等筆名，在《興南新聞》、《台灣新民報》日文報刊發表小說、散文及新詩。1941年，日本刑警在林清文的住所，搜查到他從上海帶回的《三民主義》以及馬克思共產思想等書籍，林清文亡命天涯之際，在善化巧遇「日月新劇團」的好友吳門，於是就在劇團的掩飾之下躲過日警的通緝，留在劇團工作，林清文的戲劇生涯就此邁開了第一步。在劇團裡創作了連演不斷，炙手可熱的多齣劇作，森揚人瞬時爆紅於當時的新劇界。
台灣光復後，林清文加入「新生活劇團」，他到台中清水廖添丁的故鄉以及廖行跡過的八里等地，採集廖添丁的事跡，以廖添丁為原型，創造出劫富濟貧的義賊《廖添丁》劇作。林清文自編、自導，亦粉墨登場扮演文弱的蔴糍小生，造成女性觀眾風靡，轟動全台。後因台灣省政府怕《廖添丁》影響擴大，刺激民眾反抗警察的聲浪，下令禁演《廖添丁》。林清文遂將《廖添丁》改劇名為《胡劍榮》，以廖劇的原班人馬為底，接續上演《胡劍榮》，依然膾炙人口。
聽林佛兒說起他父親精彩的人生過往，就像在說一位傳奇人物的故事，他對他父親的了解，並非我想像中疏離。我問他：「您曾經看過您父親演出《廖添丁》嗎？」，他說：「當然看過，但那是一段不堪回憶的往事」。小學四年級暑假，他父親回佳里興把他帶往正巡迴到高雄演出的劇團，他以為是去高雄玩，去看父親演戲，沒想到他父親帶他來劇團的目的，卻是要他來幫傭打雜，為父親與別的女人所生的小孩把屎把尿，在劇團做童工兩個月還不放他走，是他阿叔追到台南玉井，從父親手上硬把他帶回。
國小畢業，生母把他帶往台南市大銃街，他以為是要去念書，母親沒讓他繼續升學，反而把他變成賺錢的工具，四處當童工賺錢交給母親，夏天睡在母親娘家門口騎樓底，冬天睡在屋裡的走道上。他曾經為了看祖母，身上沒錢而走了四個小時回到佳里興。
十八歲那年林佛兒不告而別，遠離那傷心地，帶著半個月的工資一百多元，買52元的火車票來到台北，到介紹所找工作被騙了20元，全身上下只剩下三十元，差點上演台北流浪記。
林清文晚年以中文寫下半自傳體的長篇小說《愚者自述》，在自立晚報連載兩年，後改名為《太陽旗下的小子》由林白出版社出版。林佛兒說他父親是未曾受過一點照顧的劇作家，也是從日文轉換成中文寫作的作家中文字最好的一位。雖然他對自己父親生前種種行為還是無法停止抱怨，但他認為父親的成就是有史實為證，絕對可稱得上是台灣的民間國寶。他父親晚年留下一些資料數據，林佛兒希望在文筆還能寫的有生之年，以劇作家林清文為主角，寫一本傳記小說。
林佛兒再次地強調：「國小四年級時，要不是我阿叔堅決從劇團把我帶回佳里興，我後來的命運會如何？我現在會在哪？我都不敢想。到現在都還常記起我的祖母、阿叔，感念他們對我的養育之恩」。
你看高牆上的黑白照，那就是我的祖母，來來，幫我跟我祖母合照一張。
發表於2012/1224 中華副刊
（陳文發，2017/4/6）

這陣子，做工的人這本書被大家所極力推崇。
稍早我在一間書店裏頭，選書之餘聽聞店家與朋友聊天，林立青今天的座談會相當成功，甚至我不知道有沒有聽錯 ─ 這本書破天荒的即將進行第十五刷。

這在如今的出版業中簡直是奇蹟，代表大眾其實還是有購書的潛在意願。
但跟大部分的受眾不一樣，這個現象讓我覺得全然的噁心、難堪。
有個朋友前陣子告訴我，看到林立青的字就想到我。
我不太確定她言及想到我究竟是哪個層面；是我文字中赤裸粗糙的質地，還是生活中那些被迫誠實轉印到他人眼裡的行為。
高中畢業後，入伍，軍隊歷練三年，退伍。跟很多南部孩子一樣，我離開屏東，到桃園落腳。
從那之後，我就在工地文化裡浮沉。
我是林立青所走筆所及那些做工的人，那種無法抵抗環境洪流侵徹穿蝕而沉默地揮汗的其中一人。
我幾乎讀過他在網路上發布的所有文章，像極賀佛爾或蒙田的觀察方式，而且不需要太多形而上的技巧，也沒有深澀艱難的引用出處，單純地因為生活產生樸實精準的切身體驗。我是感佩的，看到有人願意、有能力將我身處場域的趣談與不堪淬鍊成篇幅，使社會大眾領略箇中甘苦乃至引發他們的觀照，坦白說我自認無法做到。
畢竟身處當中，要生成那般富有人道關懷的情緒簡直是緩慢凌遲，我根本無法跳脫其中的徬徨焦慮進而書寫身邊同事懷藏的艱苦故事，每個師傅們炮烙於靈魂深處的生命記號，以文人之眼觀看可能都是場不亞於伊底帕斯般深刻的事件。
文學的再詮釋，實在棒極了，就像中平卓馬極力抗拒「觀看世界的詩意化」，這些騷人墨客都像亞陶附身了，傾盡全力去感受生命痛苦，不過亞陶是感覺自己的，這些人是感同身受他人的。
但在我看來，做工這回事，他媽極單純是無法消化、痛苦難耐的折磨。
我不會責怪林立青將這些事件編寫成冊，我甚至知道不應該責怪社會其他普羅受眾觀看其篇幅所觸動的基本人道關懷與慨歎，林立青的書寫可能也是一種忍無可忍的釋放，他者的感慨也是正常之舉，只有我這個身懷巨大暴躁而且異常敏感的人才會對這本書排拒，甚至對這樣的現象產生憤怒。
但我看到那些身處布爾喬亞階級的人以審美姿態凝視林立青的文字並盛讚其入裡與真誠，像是以往因為某些學科成績不佳就被老教職員用以士大夫憂國憂民憂妳媽的口吻說「你想要這樣的人生嗎？」那般，不能控制地反饋出一股憤怒─
幹恁娘老雞掰喔喔喔喔原來我身處的世界可以被這麼詩意的檢視，我以前還不能完全意會桑塔格在旁觀他人之痛苦裡提及的─大眾因為距離產生耽美玩賞情緒 的種種議論，現在我真的懂了。發生在他人生命中的巨大痛楚，因為被觀看距離的再詮釋居然顯出另一種韻味，我甚至覺得我正在經驗的生命歷程可以被人這樣格外溫暖照會是種格外的恩賜，我不得不感謝這些詩意的檢視，讓我覺得我糟糕到爆炸的人生糟糕到無以復加，因為我還得替我自己也深知箇中肌理而無法反抗的際遇用我的沉默背書。
幹恁娘老雞掰，你們到底懂什麼？你們到底懂不懂做工的人？如果知道你們這些人面對此文化的態度，做工的人會多不堪？
拿命跟生活相搏，當中顯出的曖昧微光被詩意之後，也就沒人在乎真正的事實，以及作為這類工作者在此議題上的尷尬處境。
他們可能得爬上七、八層樓高的鷹架毫無防護設施，因為在師傅水準的作業速度，保險裝置等同於限速器，要在七樓高的外牆轉換種種裝置，他確保你生命安全也確保你的施工進度嚴重拖宕。
對啦也有些人會問進度重要還命重要，對啊很會啊講啊幹你娘老雞掰我把你們這些爛貨踢出八樓高的裝飾樑外，看你還會講什麼，你一定會想說我這個辦公室坐好好的幹嘛要跟你出去發癲啊 ─ 的確，因為享有較好的家庭環境、正常甚至於高等的教育經歷，以至於在就業上你們不必在毫無防護的情況下進行種種危險作業，但這些被自願拿命相搏的人，多都是與你出生境遇不同，逼得只能這樣生活的人，他們智識程度不高、可應用的資源不足，生活所迫，他們就要鍛鍊出足以與人類直覺抗衡的能力，而這就是，我們這種人的原罪，有些人會加班加到無以復加，我們就只能出賣生命安全出賣到無以復加，但這種無以復加要被他們視為是對生命權利的不夠重視我就覺得幹你娘極度噁心。
或許一些布爾喬亞階級的人此時會發出不平怒吼，認為沒有在受壓榨當時發出反抗聲浪，勇敢替藍階級發聲就是姑息，但是承認吧 ─ 他媽的能夠享受家庭庇護的人還能生活在原鄉鄉享受既有生態鏈跟生活圈的人，多半都有緩衝空間讓你可以承擔你發出「不平怒吼」的相對成本，那在這種基礎上你到底有什麼資格講那些懶覺話啊？湯姆熊割喉案那個曾文欽，父親也是底層階級，家庭功能徹底失能，他國小就被迫在叔叔的工廠當黑工，在毫無正常職業防護的情況下做卡車車體維修，沒有勞健保、也沒有辦法正常上學，同齡孩子還在打任天堂的時候他就在工作了，那滿嘴幹話云云的人是哪來的自信才能假設還沒出社會就先被社會丟棄的人有能力做這些反抗？
這些事實上可能都有一份不錯學歷的人，在社會化後有沒有勇氣遵照法規跟壓榨你的雞巴老闆抗爭到底？受這麼高等教育的人能不能改變體制？如果連一定智識程度的人都無法起身反抗不平等的機制，更何況智識相對較低的中下階級？
我有段時間很常坐吊車刷外牆防水，用條五百塊的安全繩固定在吊籃上。在台灣工程界向來有個奇怪的共識，我們的工程重機具，幾乎都是向日本進口二手貨，如果液壓泵失靈漏油，雖然五六樓高摔下來也死不了人。但他媽的我也沒有保險能賠，因為我根本就買不起那套醫療保險而很可能我的老闆告訴我保了法規明定的額險但實際上我根本沒保，你會覺得工作者怎麼沒有去關心自己的權益呢？身邊絕大多數的師傅全都在這種對法規一知半解的狀態，要這些未受高等智識教育情況下信任東家而不查證的藍領工作者達到所謂的「替自己負責的狀態」，我實在找不出比這更好笑的事情了。
那時我的薪水絕大部分都花費在酒精跟傳統整復上，我要用酒精麻痺生活的不堪與肉體疼痛，我要用傳統整復不停替我折損不完的日常療復。
除我之外，其他領域的師傅也是這樣。
我曾在傳統家具廠工作半年，木工師傅常見指節少缺一截、而我遞上飲料時他們熟練地用剩下的指節接去，暢談風生毫無罣礙，而且大溪一帶的木工廠老師傅，呼吸粉塵二、三十餘年，他們看學徒配戴防塵口罩，當然滿是揶揄，認為現在年輕人越來越沒用。
泥水師傅的指甲總有病變，我甚至看過一個師傅他的手粗糙到可以在水泥抹面上壓出刮痕，長期搬舉一包五十公斤的泥粉，身上的關節不時都在哀號。
鐵工師傅常見視力退化，一個三十來歲的鐵工師傅告訴我，他高中就入行，在那個時候，點焊用面罩會被師傅笑，認為你道行不夠，認為你爛，認為你沒膽識。
我算出於防水業，防水師傅整天接觸強溶劑，甲苯像是他們工作生涯中的洗手乳， 呼吸吞食與之為伍，遇到科技廠地坪之類的特殊工事，下班回家幾乎半昏厥的狀況是常有的事情。
我實在無法把這些生命中出現的「類文學關懷」貼上標籤，但我也不想隨便指涉一個宗教性的敵對形象或給誰貼上布爾喬亞階級的標籤，我從來不埋怨父母家庭沒讓我輕鬆擁有濟身布爾喬亞階級的推進器，一人一種命，雖然藍領階級的確得面對更多怪異的環境威脅，但我們行正作端。甚至我幾乎以為不應該卑躬屈膝討饒社會認同，但我在這本書之後感會到的浪潮卻讓我難堪。
我不知道自己引以為苦難的人生經歷要被第三人稱地塞進故事書裡。
在豔陽下曝曬到幾乎昏厥而事後還得承受莫大餘虐的經歷要被一些富有「旁觀他人痛苦之情愫」的人，用一種格林童話的觀點來議論紛紛賺稿費跟讚數 ─ 我就是覺得這樣充滿他者的關懷引發我直覺上的噁心，而正是因為你們都是出自於本能的慨歎所以我出自於本能的噁心。
你們根本就無法改變做工的人什麼，買了本書滿足閱聽慾後就自顧自再詮釋你們受過正常智識範圍洗鍊的人道關懷，那對於這些做工的人而言，根本他媽一點屁用都沒有，而你還以為受感動了被打動了，他媽的這些做工人始終都跟你的社會脫節，你始終都無法替他們多留一盞燈多說一句話，那你他媽到底要感嘆什麼？
所以我賭爛這些光為一本書感覺不思議的人，憑什麼我的苦痛足以成為你的感動？

又是做工的人

在跑步機上看到做工人的討論文章，莫名一把火上來。

我常在想，我是不是因為是酸民體質，所以我看做工的人不順眼，連帶我甚至看那篇批評文青的感動文也非常不順眼。我讀亞歷賽維琪寫車諾比感到恐怖，讀戰爭中的兒童感到難過。那這些閱讀的感動是不是也要被拿來撿視消費他人的痛苦？感動並沒有錯，問題是作者要把這份感動帶去哪裡。

底層書寫是打開一道理解他人的窗口，但這並不是代表說，今天讀了做工的人就只能說工人是世界最偉大的的族群，只有做工的人最苦，我要讓兒子以後也去當工人，你隨便的感動就是對工人的褻瀆。這種閱讀立場的檢示讓人非常不舒服。這像是一個血統比賽，別人要講這本書就要先交代自己的背景，喔我爸是工人，我阿媽也是，我全家都是，因此我的發言最有代表性。

這書賣了十五刷，賣的難道不是血統嗎？

血統並不是錯，身處在現場，就是書寫者最大的優勢，千萬不要浪費。所以當有人質疑，讀者只是很淺薄因別人的悲劇而感動，是消費他人，是不是更應該反過頭來問作者，自己生產的內容是不是就在販賣這種直覺式的、政治正確、媚俗的情感消費？

工作的後幾年，我刻意少讀小說，因為太多的情感無益於對世界的理解。（Yao Cheng, 2017）

相關閱讀：故事的故事

去年被幾本繁體書雷到的心得：行銷與購書媒介或者文化傳播日益集中於網路，使故事的故事比故事本身更吸引人，一個盒子要做得比內容物更精美的概念。

這些故事的故事，不是傳統概念下的廣告，那種廣告只是宣傳，這些故事的故事做得比廣告更進一步，它們「創造」或者「增加」了故事的「價值」（就像hello kitty一樣）。它們不單讓讀者更願意購買這本書，它們連同這本書--故事以及所有關於故事的故事--都是讀者購買打包回家的對象。《做工的人》以及關於這本書的眾多敘事與故事或許更tricky的地方除了上述講的這些以外，它們還呈現了台灣當前的文化政治（不是文化與政治，就是文化政治）氛圍：關於左派理念的敘事（同樣的，左派可以替代為一些文化政治上的「進步」詞彙，比如同性戀、跨性別、移工、新住民、原住民、娼妓）比左派理念更吸引人，它們就像早些年（或許這些年還是）台灣中產階級流行的假日休閒農場一樣，它們讓讀者周末的時候可以成為左派或其他進步文化政治理念的消費者，消費而不需要要真正生活在其中卻又仿彿生活在其中，所以這些故事的故事不是廣告，它們是一個夢境。

如同閻連科的《日熄》用一個中國小鎮的全村人夢遊現象隱喻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夢」及其看似荒誕（正如夢遊或者做夢本身，而有趣的是，閻本人亦被歸類為中國的超現實主義小說家，是否因此閻在《日熄》一書中不斷引用暗諷自己的昔日著作？）的歷史結果。

夢境的感受當然是真實的，我們日益麻木的生活太需要真實的感受，但我們承受不起現實的歷史，或者，歷史的現實。

最後，我也來分享一個關於故事的故事。

因為好朋友常接觸醫療糾紛案件的關係，有一些醫生朋友，有時會一起吃飯喝咖啡。我發現醫生覺得好笑的事情跟我們（或許是說我）不太一樣，他們常講一些在工作中看到的恐怖「笑話」，比如急診室送來的一個用著匪夷所思的物品自慰的男性，比如因為久病而已經神智有些不清老人失智言語和行動，比如某些家屬因為過於擔心生病的家人而做出的在醫生看來非常好笑的行為，剛聽他們講這些笑話時，我覺得有些奇怪，他們為什麼會把這些我們看來有些恐怖甚至悲慘的事當成笑話。前不久讀到Margret Atwood的一篇小說裡講到類似的事，小說主角有個當醫生的哥哥，當主角問哥哥同樣的問題時，哥哥說：「你必須得講那些話。我知道你覺得很噁心，可你不了解情況。外面的世界可是真刀實槍的。你只能笑，不然就會瘋掉。」聽完哥哥說的話，那個總被父母期待當醫生但卻自知當不了醫生的主角心想，真刀實槍的生活他是抵擋不住的，他會無法承受。他笑不出來。他會瘋掉。他會沒穿套鞋就奔到雪地裡，他會消失無蹤，永遠找不回來。

也許，我們需要故事，需要故事的故事，需要這些夢境，需要這些笑話，不是因為我們必須置身於雪地裡，而是因為我們擔心我們自己會在雪地裡消失無蹤，永遠找不回來。


那麼，問題來到了一個更形而上學的層次，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擔心呢？又或者，我們這樣的擔心是來自於哪裡呢？（Tail Purin, 2017）
相關閱讀：做工的人

我10歲，在大甲打開了我的衣櫥。

小時候家裡書不多，閱讀來源都來自學校以及鄰居。有個鄰居家裡有好幾套世界文學兒童版，也許是光復出的，在他家結結實實看完了。

另一個來源，就是住大甲的小嬸。小嬸跟小叔都會看書。小叔愛泡茶，有一堆李敖，後來那些李敖也移交給我。小嬸則從小說、散文、兒童讀物都買。印象最深的，就是獅子女巫與魔衣櫥。

長橋的兒童版，改編得極好。省略許多宗教性，只留下最神祕、最讓孩子心往神炫的情節。每次打開，就是一場大冒險。記得小嬸有買了獅子女巫魔衣櫥、銀椅王子、晨曦號、雙生王子四本。

事隔多年，要到高中後才知道這是個偉大的奇幻作品，叫做C. S. Lewis，跟魔戒作者是buddy buddy。而長大後再看長橋版，已經嫌太單純了，再過N年，才等到大田的版本問世。

後來有名了，影集、電影、全譯本都有，再看已經沒有小時候初看這小說時的瘋迷。那種進入完全脫離現實，卻充滿小男孩熱愛的騎士、魔法、怪物的衣櫃。

BTW，在小嬸那邊，我還看過一本小矮人的圖鑑。後來在總管家中也看到，難道大家都看過小矮人嗎？

前幾天鄰居送我一包自家曬的菜脯，切成長長ㄧ條未削皮帶著辛辣味，偶爾捏一條出來當作宵夜，鹹、辣、甘、脆，按好食！

客家妹嗨嗨也愛菜脯，炒蔥段小魚乾、煮雞湯排骨湯，甚至煮粥一定要放很多，邊吃還邊看著我問：「媽媽，我可以吃你的菜脯嗎？」

今天大祐提起故事裡的露珠，我忍不住又想到菜脯（大抵小時候才有看過露珠，但想不起來究竟是什麼情況，近日因為岩村和朗先生的作品，讓我一直尋找兒時的回憶中貼近自然的感覺。）

冬季菜頭大出，寒假中的其中一個活動就是曬菜脯，我削皮太慢，媽會有點不耐煩的接手削，然後切塊、灑鹽，存放在鐵桶中。天氣好的早上，就帶塊紗網，跟哥哥一起到司令台上曬菜脯。剛開始鐵桶非常沈重，菜頭需耐心的排在紗網上，不可重疊；下午太陽下山前收回的菜頭已經減輕了一點重量。一下雨就和哥哥衝去收菜頭，深怕淋雨後又變的好重。菜頭塊越曬越小，顏色越深，香味出來了，媽媽會叫我剪頭髮回家時順便收菜脯。只要紗網一收，小小的菜脯就通通集中，我背著紗網回家覺得自己像耶誕老公公。開學後就漸漸忘記這每天早早晚晚排列的小菜脯，直到隔年又去姑姑家拔蘿蔔⋯⋯。

中學後完全沒有再想起那一開始非常沈重的大菜頭，直到嗨嗨開始指定要吃水粄上的菜脯。煮粥煮湯不放鹽就丟幾塊菜脯，嗨也吃的有滋有味的，喀拉喀啦響。

那天勾著罐子裡的福菜，突然覺得自己終於是個道地的客家婦女，我可也是會勾福菜勾菜脯的呢！哈哈！

元宵過後，想起年過了清明過了就又端午了，想起結婚前哪知粽子還有分南北，只是覺得婚後每年端午總欠一味，現在知道了，就是缺了道地的菜脯的滋味。這一味是收穫的滋味，是耐心汲取陽光和時間的滋味，也是勤勞樸實默默儲糧的家的滋味。